改革开放30年，民航进行了三轮大的改革。第一轮是由归军队管理改为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第二轮是政企分开和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第三轮是航空企业与民航局脱钩及机场移交地方管理。改革为民航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这里叙述的是在改革举措的出台、试点和实施中，自己所经历的几个片段。

　　军企分开实施求稳

　　中国的民航业是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创建的。1949年11月2日，中央决定设立军委民航局。民航体制在随后的若干年中几经变化，但多数时间归属军队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则更加强化了军事化管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航改革提上日程。1980年3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的通知》，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民航要走企业化的道路》的社论，拉开了民航改革的序幕。这一次改革的核心是军企分开。

　　对这次改革的出台，中央早就酝酿准备。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979年2月召开的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议。那个会是在北京雅宝路空军招待所开的，民航飞行大队以上领导150余人参加。我当时在民航总局政治部当干事，与办公室秘书李其钧同志一起作为小组秘书，分到沈阳管理局（东北）小组作讨论记录并编简报。会议期间传达了李先念副主席代表中央宣布的民航不再由军队管理的决定，接着进行讨论。可是没过几天，中央又宣布这一决定暂缓执行，为此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开了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和民航总局机关的部分人员参加。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作了重要讲话，主题是中央决定暂缓进行，改革方向不变，要求保证安全、保持稳定，继续做好工作。

　　当时，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议从2月19日到3月10日共开了20天。我记得整个会议共分为两个部分，反差强烈。前半段发言讨论多集中谈民航归属地方的必要性，后半部分却又集中谈民航归部队如何有优越性。时任民航总局局长的沈图同志参加了东北小组的讨论。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和整个扩大会议。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中央对民航非常重视，决定变化突然，说明情况复杂，行业内对归属问题的认识很不统一。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亲自谋划了民航的体制改革。在《沈图回忆录》中这样叙述：早在1977年4月18日，沈图局长和时任民航总局政委的余立金同志到北京西山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过民航的有关情况。另据民航局档案馆有关存件记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不久，邓小平同志接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会见前专门听取了民航和旅游部门领导的汇报，对两方面工作作了指示，特别指出民航一定要按经济的办法来办。

图为1986年4月，由胡逸洲局长带队的民航体改试点工作组在成都的合影。前排中间为胡逸洲，前排右一为李军。

　　沈图局长在回忆录中还谈到，1980年2月14日，小平同志曾召他到家中谈话，作了重要指示。小平同志确定了民航要按经济办法管理、走企业化道路的基本方针，对民航业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明确阐述，为民航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回想起来，对民航业实行军企分开，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从1979年2月宣布收回，到1980年3月再予推出，实际上是针对当时认识不统一、关系不协调所做的更改。改革总体进行较好，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央予以高度关注，及时解决相关矛盾，切实加强安全工作，保证民航改革逐步到位。

　　政企分开逐步推进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民航业又开始筹备新一轮重大改革。1985年1月7日，国务院批准中国民航局《关于民航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确定按照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

　　1985年3月，民航局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副局长胡逸洲同志接替沈图同志任民航局局长。新局长上任，首先就是组织实施新一轮改革，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报告，先在成都（西南）管理局进行试点。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实行政企分开，即管理局行使政府职能，运输经营部分成立航空公司，同时实行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1986年4月17日，胡逸洲局长亲自带队，到成都进行试点。工作组共14人，主要成员有体改办杨顺遵主任、组织部丁仲华部长。参加的有机关的11位处长。我当时在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是其中的一员。

　　体改试点工作组首先听取了成都管理局的汇报并进行讨论，随后分成几个小组与管理局有关部门对口指导具体准备工作。当时的成都管理局局长是蒋远猷同志。记得是在“五一”前几天,胡局长的秘书高经泉同志回北京参加考试,由我代理他的工作。“五一”放假两天，管理局安排工作组外出游览，胡局长没去，我也留下。假日里，胡局长在成都双流机场老候机楼前面的招待所二层露台上批文件、看报纸、听广播，我自然也不能走远。过了“五一”准备继续工作。5月3日，台湾华航机长王锡爵驾驶波音747货机飞回大陆，在广州落地。胡局长接到报告，立即赶回北京并转赴广州处理这件大事。过了两天接到通知，改革试点工作推后进行，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尽管这次试点最终没有完成，但了解了不少新情况，研究了有关问题，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当时李鹏副总理开始分管民航工作，对改革非常重视，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1987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民航局《关于民航系统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的报告》。10月份，即在上年工作的基础上，先行实施西南民航改革。10月15日，中国民航西南管理局、中国西南航空公司和成都双流机场宣告成立。

　　1987年底，中央着手研究大交通管理问题，组织制定综合交通管理部门的组建方案。胡逸洲局长是领导小组成员，我被派参与了工作小组的工作。当时有一种提法是撤销民航局，对系统改革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经局领导商量，胡逸洲局长写信向已任代总理的李鹏同志作了汇报，信件由我起草。记得李鹏同志当天就作了批示，明确了民航局的改革定位，并指示系统改革按已定方案继续推进。当年12月，华东地区民航改革完成；1988年7月、1989年12月、1990年6月相继完成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民航改革；1991年2月，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开始经营；1993年10月，正式成立南航集团。至此，新型民航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

　　几点感悟

　　2002年民航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航空运输企业和服务保障企业进行重组后与民航总局脱钩，机场原则上移交地方管理。这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一次深刻变革。当时刘剑锋局长总揽全局，高宏峰副局长分工主管，我们其他班子成员都积极参与。

　　回顾经历的改革工作，感悟颇深。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往往会受到习惯势力和陈旧观念的阻碍。民航的第一轮体制改革之所以推迟，原因即在于此。比如有一种观点是民航仍要归军队管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要想改变这种想法却很困难。推进和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统一认识，提升境界。

　　其次，改革一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民主决策。中央对民航工作非常重视，几次重大改革步骤，领导同志都亲自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比较论证。民航局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保证了改革举措的顺利推行。

　　此外，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要既积极又稳妥，既坚定又慎重。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特别要处理好改革与安全的关系，以改革促安全，以安全保改革。如果对安全没底，就不贸然去改。安全出问题，欲速则不达。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安全第一。